2015年高考作文命題綜評

作者:湯飛平    發布時間:2016/4/15    瀏覽:568
走出濫情的泥淖,走向理性的清明 ——2015年高考作文命題綜評
余黨緒
  命題的人本關懷與寫作的內省追求  高考作文30多年,從生硬的政治響應,到抽象的道德說教與玄虛的哲理闡釋,再逐步聚焦于具體的人文思考,命題的價值取向呈現出三個明顯的歷史段落,而其走向越來越清晰:人本關懷和思維考量的權重越來越大。  傳統寫作是政治話語或道德話語的天下,修齊治平,誠意正心,或為君王獻策,或代圣人立言,個人的話語空間極為有限。在此傳統的熏染之下,我國的高考命題基本上是道德說教與哲理玄思的一統天下,市面上流行的優秀作文,大多是些聰明討巧的應制之作,頗有《菜根譚》《呻吟語》《增廣賢文》的遺風。歸根到底,不過是孔孟、老莊、佛禪的現代版。請看2005年的湖北省高考作文題: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以上是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一則文字,論述了詩人觀察和表現宇宙人生的態度和方法。其實,這則文字所含的思想,對我們為文、處事、做人以及觀賞自然、認識社會,都有啟發。  對于生死、窮達、出入、進退、得失,絕大多數考生都是一肚子的隔膜。他們能做的,只能是空談。教學意義上的寫作活動,若不能切入學生的人生思考與現實的生命體驗,至少它的育人價值是值得懷疑的。  
    可喜的是,近幾年來情況正在轉變——抽象、玄虛的命題明顯減少了。甚至,還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苗頭。比如2009年江西卷的“獸首拍賣”。  這不是我欣賞的題目,但其獨到的用心卻讓人欣喜。蔡銘超究竟是“惡意破壞規則”,還是一雪國恥的“民族英雄”?能夠討論這個問題,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開明。將考生帶入如此尖銳的觀念沖突中,就是要引導他們用開放的眼光與理性的態度,來思考愛國主義與民族義憤的現代內涵。這樣的寫作,僅靠宏大的愛國高論和非理性的愛國邏輯,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如果說曾經的江西卷尚是“一枝獨秀”,那么,2015年的高考作文命題則在整體上呈現出關注具體問題、關注現實人生的勢頭。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分量最重的全國卷帶了一個好頭。  不妨比較一下2012年的北京卷與2015年的全國卷。  老計默默無聞,任勞任怨,恪盡職守,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勞模典范,在浮躁喧囂的今天,也是貨真價實的英雄。對老計,我們充滿了感激與敬重;但將老計作為一個寫作話題,留給考生的表達空間就非常有限了。除了謳歌和贊頌,他們還能說什么呢?假如有考生說,我敬重老計的勞動與付出,但我不想走老計的路,這會不會被看作不恭和褻瀆呢?十八九歲的孩子,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老計的價值?有幾個人能與老計產生精神上的共鳴?萬一一面歌功頌德,一面不以為然,這命題豈不是為考生設置了一個心理與道德的陷阱?  
    2015年的全國課標甲卷,立意則如春風拂面: 當代風采人物評選活動已產生最后三名候選人:大李,篤學敏思,矢志創新,為破解生命科學之謎作出重大貢獻,率領團隊一舉躋身國際學術最前沿。老王,愛崗敬業,練就一手絕活,變普通技術為完美藝術,走出一條從職高生到焊接大師的“大國工匠”之路。小劉,酷愛攝影,跋山涉水捕捉世間美景,他的博客贏得網友一片贊嘆:“你帶我們品味大千世界”“你幫我們留住美麗鄉愁”。  這三人中,你認為誰更具風采?請綜合材料內容及含意作文,體現你的思考、權衡與選擇。  這三個人職業不同,成就各異,人生取向也不相同,但都是響當當的“風采人物”。有人質疑,既然都是“風采人物”,還有什么值得“思考、權衡和選擇”的呢?顯然,質疑者忽視了個體的認知差異和選擇權利。每一個成功者、每一個高尚者都值得敬仰,但我們不一定愿意認同和效仿,就像上文中的老計。這就是人的復雜性、個體的多樣性和社會的多元性。承認每個個體的價值和權利,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文精神。命題特別強調“思考、權衡和選擇”,鮮明地體現了命題者高遠的用意與良苦的用心——“思考、權衡和選擇”的過程,就是一次與風采人物對話的過程,也因此而成為一次自我審視和省察的過程。  與此異曲同工,但略顯幼稚的,是北京卷大作文①,要求以“假如我與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為題,寫一篇記敘文。為了避免生硬的說教和空洞的議論,命題從內容與文體上作了限定:虛擬與英雄人物生活一天。只有對“英雄”的行跡有充分的了解,對英雄的精神有一定的理解,才能寫出這一天的“生活”,寫出英雄的精氣神。命題特別強調“他們也不乏兒女情長,有普通人一樣的對美好生活的眷戀”,這就要求你寫的是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而非某種精神與道義上的抽象符號。表面看,寫的是英雄,寫的是英雄的某些品格或精神;但因作者與英雄構成了一種虛擬的對話關系,實際上寫的是作者自己。對英雄的理解,折射的是作者對自我的理解與期許,在寫作上必然導向考生的內省和自視。  這讓我想到200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入學作文試題:  想象你是某兩個著名人物的后代,誰是你的父母呢?他們將什么樣的素質傳給了你?  這個命題希望將歷史、人物、知識等因素聚合在一起。為什么要選擇這兩個人而不是那兩個人做父母呢?顯然,考查的是寫作者自身的價值觀,以及對自我價值觀的解釋。  談的是別人的事,說的卻是自己的心,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本關懷。在我看來,那些用群體的價值替代個體的意義,將個體的聲音淹沒在群體大合唱中的所謂人本關懷,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以人為本。人,只有具體的人,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才是人文關懷的終極對象。當代人文主義的核心,就是弘揚個體的獨立與自主,個體的自由與尊嚴,個體的勞動與創造,這就是人文精神的時代內涵。  抽象的道德說教和哲理宏論,其實已經先在地架空了主體的思維,擠占了主體的思維空間,抹殺了主體精神的意義。相反,命題的人本關懷,恰恰就在于激活學生的情思,讓他們能夠自由表達,充分表達,個性表達。考試是被動的,但寫作卻可能因命題的人本關懷而變得主動。  
    無論是日常寫作,還是高考寫作,寫作的主體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學生。他們不是寫作機器,不是任人擺布的應試者,他們有自己的情懷,自己的個性,自己與眾不同的背景。命題若不能觸動他們的個體意識,使得他們的文化積累和思想積淀有重組與表現的可能,讓他們在被動的測試中尋覓到主動表達的機會,那么,這個命題在本質上還停留在科舉考試的“入彀”水準上。不妨作一個比較。2014年的上海卷是一個關于“自由”的命題:  你可以選擇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須穿越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巧合的是,同年的法國高考作文題也與“自由”有關:  擁有選擇權是否就意味著自由?  上海閱卷組負責人周宏在比較了上海與法國的命題后,這樣表達他的看法:“上海卷從材料和寫作要求中體現的是‘我要你思辨’,而法國卷是‘我要思辨’;上海題的限制太多,而法國是盡量開放;上海卷的導向很明確,但法國卷卻隱去導向。”   這話說到了根子上。事實上,日常我們把學生當作學習機器,高考時我們把他們當作考試機器,我們呼吁“以學生的發展為本”,但絕大多數時候,學生根本得不到“本”的地位。  
     遺憾的是,這樣的蠻橫在2015年的命題中還能依稀看到。比如湖北卷的作文材料:  泉水在地下蓄積。一旦有機會,它便驕傲地涌出地面,成為眾人矚目的噴泉,繼而匯成溪流,奔向遠方。但人們對地下的泉水鮮有關注,其實,正是因為有地下那些默默不語的泉水的不斷聚集,才有地上那一股股清泉的不停噴涌。  這個命題意在闡釋量變與質變、積累與飛躍、厚積與薄發的關系。遺憾的是,命題刻意用了一個“但”字,一個“其實”,一個“才”字,抑揚褒貶,盡在其中。結果,將一條肆意奔騰的大河變成了一條狹隘逼仄的小溪,回到了2012年北京卷的老路上——它呼應的不過是“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不吃苦中苦,難為人上人”之類的庸俗哲學,以及“大丈夫能屈能伸”之類的不乏市儈氣息的圓滑世故的人生技巧。當然,做個默默無聞的“庸眾”,似乎也在命意之中。  命題脫離社會現實,遠離學生實際,不僅立意陳舊,而且命意單調,剝奪了個體反思與省察的可能。命題的理性化傾向和寫作的思辨性考量  思辨、批判性思維、公共說理……這是近幾年命題與寫作中的熱詞,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公共空間正在形成。在過去,因為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的缺失,人們常混淆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的界限,容易將私人生活的習慣與規則擴展到公共領域,造成了很多錯位與乖謬。在高考命題中,比較刺眼的,就是將個體情感公共化,將私人化的情感納入公共考試的范疇,以冰冷的標準來蹂躪個體的情感。“抒情”幾乎是安徽卷的標識。2007年,他們“提籃春光看媽媽”;2008年,他們“帶著感動出發”。無論是“感動”,還是“一籃春光”,都滿足了這個時代的“濫情”需要。但不要忘了,情感是私人的、隱秘的,個體間的差異無異于天壤,而且,情感也很難說有好壞、貴賤、是非之別。一旦納入公共考查的高考,且按相對單一的標準評判分數,問題就來了。以“母愛”為例,人皆有其母,但未必人人都體會過“母愛”。對于孤兒、棄兒這樣的群體,這個題目是否太殘酷了?倘若某個“棄兒”寫“提籃春光看媽媽”,他究竟該怎樣著筆呢?他若真實地表達了對“母愛”的另類理解,會否被考官們判為感情不健康呢?進一步追問:考官你又憑什么判斷人家的情感是否健康?  至少,這樣的題目對他來說是不公平的。  為文的最高境界當然是聲情并茂,最讓人別扭的,就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為文而造情。情感是珍貴的東西,但也是危險的東西,它容易偽裝與包裝,容易煽動與鼓動,容易沉溺和蠱惑。在人類歷史上,不乏個人或者整個民族被邪惡的感情所鼓動而陷入迷狂和瘋癲的記錄。偽裝的、缺乏道德和理性基礎的情感,往往具有極大的破壞性。情感貴在一個“真”字,但恰恰在個“真”字上,我們常常無從判斷,無法判斷。批閱學生作文,很多老師不太吝惜“感情真摯”這樣的評語,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我們所缺的,就是那雙洞穿真偽的“慧眼”。同樣,命題若要在感情上做文章,必須慎之又慎。否則,逼迫學生“偽抒情”,“抒偽情”,甚至為文而造假,命題的道德風險就大了。1998年高考作文題為“戰勝脆弱”,竟然出現了“一篇‘戰勝脆弱’作文,考生們寫‘死’了30萬人”的奇觀。當我們埋怨考生撒謊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該反躬自問,是不是我們的命題出了問題?  退一步講,即便考生表達的感情是“真”的,也未必一定是健康、理性、合乎道德、合乎公共利益、應該推崇和獎勵的。不得不承認,這世界上有許多自私自利的愛,尤其是父母之愛,有的甚至是相當自私、盲目和狹隘的。教育,就是要引導學生認識這種本能感情的局限,將狹隘的愛轉化為大愛與博愛。  不是說情感不重要,而是說情感不適合納入公共考試,不適合設置標準答案,不適合作一刀切的閹割。能夠通過考試檢測的,主要還是一些公共知識與公共邏輯。  2015年的高考作文命題有兩個與親情相關。一個是全國課標乙卷女兒舉報父親,另一個是重慶卷殘疾母親的乘車遭遇。這兩個題目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似乎否定和差評居多。但在我看來,這是兩個可圈可點的命題,直到今天,我依然一如既往地肯定它們。我不得不說,它們讓我眼前一亮。  
       命題設置的沖突是尖銳的,它的價值恰恰在于將私人化的情感置于公共的社會空間,但又超越了私人情感的局限,引導考生審視“私情”與“公理”的矛盾。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隱”有著天然的合理性,它發乎人性,合乎人情。但同時,“隱”對于國家治理和社會建設又有著天然的破壞性。盡管傳統中國鼓吹“以孝治天下”,鼓吹“父子相隱”,依然消弭不了“隱”在倫理與法律上的尖銳矛盾。《史記》就記載有這樣的故事:石奢父親殺人犯法,石奢陷入了忠孝不能兩全、情法不能兼顧的境地。他先放走父親以盡孝心,再拔劍自刎來表白忠心,用性命實踐了“父子相隱”的德行。足見沖突之尖銳,結果之酷烈。  或許意識到了“隱”的復雜性,命題者在措辭時幾乎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小心翼翼,戰戰兢兢,避免將問題簡單化,避免倫理上和法律上的誤導。首先,事情發生在“高速路”上,這是公共空間,遵循的應該是國家法律和公共規則;其次,小陳是在父親“屢勸不改”“迫于無奈”的情況下,“出于生命安全的考慮”舉報的,而且是通過“微博私信”舉報的,保護了父親的名譽和臉面。換句話說,小陳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借助公共權力的干預來保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維護了公共安全和利益。  小陳的行為有悖于傳統意義上的孝道,但也與我們厭惡的忤逆與叛賣不同。有人說小陳是“大義滅親”,其實談不上“滅”,只是一場“兵諫”而已。這樣的行為有人質疑,有人贊嘆,并不奇怪。事實上,無論是贊嘆還是質疑,都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行為本身有其復雜性,很難用道德高調或者法律準則“一言以蔽之”。作家梁曉聲評論說,“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沒有爭論的價值,而出題人意在引導爭議性,明顯是腦子進水。”對于梁曉聲先生的斷言,我不能認同。恰恰相反,不是命題人要“引導爭議性”,故意挑起爭端,而是這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存在著巨大的“爭議性”。只要看看網友們對小陳的評點和隨后發生的人肉事件,就不難理解這個問題的復雜性,這不是一句“腦子進水”就可以蓋棺論定的。高考命題敢于直面這樣的社會焦點,這是需要勇氣和智慧的。  重慶卷的命題在措辭上同樣字斟句酌。表面看是乘客們缺乏人情味,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一開始小男孩請求司機“等一等他媽媽”,大家并無怨言;過了一分鐘,其母還未上車,大家才開始抱怨;而當乘客們發現這位母親“腿有殘疾”后,又“都沉默了”。可見,乘客們也有愛心,有同情心,有自責與自省之心。殘疾人應該得到尊重和優待,乘客們也盡到了道義上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大家都沒錯,但都覺得別扭。我們可以責怪乘客們太性急,一分鐘也耐不住。但誰能說這一分鐘對他們來說就不是寶貴的呢?根源在于,個體的特殊需求與公眾的一般利益之間,在這里產生了沖突。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這里,粗暴的道德審判并無意義。可貴的是,命題人顯然并不指望考生作出簡單的結論,居高臨下地指責人們的自私、無情與冷漠。這里沒有什么簡單的對錯,需要的只是互相理解與寬容,互相幫助和支持,需要的是公共政策與公共事業的改進。命題人看重的,就是這樣一個思考與反省的過程。  這兩則材料的設置,稍有不慎,就會引導考生造勢煽情,在情感的宣泄中丟棄自我的思考與理性的判斷。但命題者通過精心的語詞暗示,將寫作指向了對“情”與“理”的冷靜思考,且預設是開放的、多元的。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中國人重情,在乎人際與人倫關系;但在現代社會,在公共領域,我們更需要的是理性與法治,是公共邏輯。這樣的認識,只有在沖突與思辨中才能逐漸形成。  理性化的命題必然導向思辨性的寫作。這樣的寫作,不僅在乎結論,在乎觀點,更在乎得出結論的依據和過程,在乎那個思路展開的線路,在乎思路展開的邏輯。上述兩個命題,是聚焦于具體問題的思辨;這樣的思辨,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辨;這樣的思辨,才是真正的思辨。  除了這兩個題目,上海卷、浙江卷、四川卷和福建卷都以“思辨”為考查的內核。不過,它們聚焦的不是具體的社會現象和現實問題,它們關注的,是抽象概念與范疇的思辨。  人的心中總有一些堅硬的東西,也有一些柔軟的東西。如何對待它們,將關系到能否造就和諧的自我。  這是上海卷作文題材料。顯然,這是個隱喻性的命題。立意的關鍵,就是賦予“軟”和“硬”以明晰的內涵。這一組對舉的矛盾概念,給了考生很大的想象空間,比如理性與感性、道德與情感、原則性與靈活性,都可以納入思考的范疇。其實,“軟”與“硬”的辯證關系倒無多大新意,但因為隱喻的理解具有極大的自由度,寫作的空間就大了。單獨看,算是個不錯的命題。  近些年,上海卷在思辨性寫作的探索上,表現出強烈的自覺性與延續性,逐漸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命題思路。比如2014年關于“自由”的命題,再往前追溯,2013年的“重要的事”與“更重要的事”的關系,2011年的“一切都會過去”與“一切都不會過去”的關系,都可歸入此類。這類命題將對立的事物并列,引導考生分析其矛盾與統一的辯證關系。但因為命題回避現實的具體問題,而糾結于抽象的概念,寫作很容易演化為哲學原理的演繹,結果將“思辨”搞成了不問青紅皂白的一分為二,陷入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折中論和調和論,大大地淡化和弱化了命題的思想內涵,多數作文都成了“不硬不行,太硬了也不行”“不軟不行,太軟了也不行”“人是自由的,但不是絕對自由的”的公式與教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宏先生呼吁上海寫作命題應該來一個“拐點”,以改變這種“偽思辨”的寫作模式。  相比之下,浙江卷、四川卷和福建卷雖然在內容上略顯老套,但在“思辨”的設計上,卻表現出了更多的匠心與用意。上海卷思辨的對象,是同一范疇內的兩個事物;浙江卷與四川卷則將思辨擴展到不同范疇之間的矛盾與關聯。浙江卷將“人品”與“文品”聯系在一起,前者屬于道德范疇,后者屬于美學范疇,其間的相通與悖逆顯而易見。四川卷要求辨析“老實”和“聰明”。“老實”屬于道德評價,道德追求的是“善”;“聰明”屬于能力評價,能力追求的是功效。“善”的未必有用,有用的未必“善”;合乎道德的未必有功效,有功效的未必合乎道德。不同范疇之間的關聯是復雜的,彼此之間不是一個此消彼長的分寸和尺度問題,也不是一個量變與質變的轉化問題,更不是可以折中和調和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那種在糞坑里都能嗅到芬芳的偽辯證法。  在“思辨”的追求上,福建卷走得更遠。2015年的福建卷命題由三句話構成: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有時,走錯路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沒有走錯了路,就不會發現新的路。  ●世上沒有走不通的路,只有不敢走的人。  三句話構成漸次深入的遞進關系,后一句間接而含蓄地解釋前一句,分別闡明了路的屬性、錯路的價值以及人對路的決定性作用。這個命題超越了上海卷簡單的二元對立,也不同于浙江卷和四川卷的兩個范疇之間的思辨,將彼此相關但維度、層次不同的問題組合在一起,為思辨提供了橫向拓展與縱向深入的可能,難怪得到了孫紹振先生的激賞。不過,從寫作角度看,此題難度不可小覷,能夠深度思辨的人,估計不會太多。  總的來說,與具體問題的探討相比,抽象概念的思辨容易公式化、概念化和空疏化,對此命題者應該慎重。  命題的合理預設與寫作的理性期待  從2015年的高考作文命題看,尊重學生寫作的主體地位,注重對思辨能力的考查,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具體的設題上,依然存在諸多瑕疵或紕漏。  什么樣的預設最能激發學生的表達?有人認為限制條件越少,預設因素越簡單,學生的思想就越開放,表達就越自由,寫作質量就越高。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命題的預設與學生的表達之間,并不是一種線性對應的簡單關系。有一段時間“話題作文”頗為流行,一個考慮就是要減少預設和限制,給表達以最大的空間。比如上海卷就出現了以“雜”“忙”為話題的作文,除了話題本身,別無限制,幾乎是赤裸裸的。但寫作情況并不理想,題目太寬泛,考生反而無所適從,難以發揮,更不必說套題作文和抄襲作文大行其道了。其實,道理也并不難理解。限制固然會束縛人的思想和手腳,但換個角度看,在特定時空和背景下,預設和限制卻能提供思考的坐標與參考,甚至框架和線索,考生的思考反而因此而變得清晰、尖銳和深入,可謂:以管窺天,見之則明;以錐插地,入之則深。合理的、恰當的預設與限制,使考生將目力與思想聚焦于特定的內容,或能寫出新的廣度與深度。可見,預設本身無礙于自由的表達,關鍵是預設要合理。有人欣賞法國作文,說它沒有預設,這個說法既不合乎常識,也不合乎事實。既然考試,怎么會沒有預設?考試不可能是一場毫無來由的頭腦風暴。  過于寬泛的預設,看起來寫作自由了,表達“多元”了,實則文章之間的可比性少了,考試的可靠性就降低了。2015年的江蘇卷就有這個弊端:  智慧是一種經驗,一種能力,一種境界……  如同大自然一樣,智慧也有其自身的景象。   對于絕大多數考生,談智慧顯然超越了他們的人生經驗和社會體驗。從概念本身看,智慧包容了知識、經驗、思想、直覺、靈感、情感、德行等因素,但又超越了這些因素;從特定角度看,智慧與生命等同。題目將智慧說成是“一種經驗”,“一種能力”,對智慧已經構成了簡單化和矮化。這不是為難考生嗎?估計不少考生也只能將“經驗”當作智慧,將“能力”當作智慧了。從目前傳出來的作文看,似乎也印證了這個看法。  同樣,題目的預設過于封閉與單一,學生的寫作掣肘僵化,也難有發揮。廣東卷的命題一直令人矚目,但2015年的命題,在華麗的外衣之下,卻包藏了一顆過于“體貼”和“溫柔”的心,不僅題旨給考生呈現了,連寫作的思路與架構都給準備齊全,算是滿漢全席,只等考生下嘴了。題目羅列了現代人面對自然的兩種糾結:身處自然可享受詩情畫意,但未必能夠把握大自然的奧妙;生活在科技世界,可探究自然秘密,卻失去了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心境。題目方方面面都顧及了,轉折句的使用,“未必”“似乎”等詞語的使用,無不顯示了命題者的周到。在后現代的語境下,思考自然、科技與人類處境的關系,是個很好的題材,但如此先入為主的設題,使得考生的寫作空間實在有限。  有些命題太曖昧與模糊,如安徽卷,語言不夠簡練,夾雜了不少冗余信息,分散了考生的注意力,且意旨含混,模糊不清,讓人莫名其妙,至今我都不敢說自己把握了它的意旨。從安徽卷近年來的命題看,追求新奇的沖動常常主導了作文的命題思路。作為國家考試,且涉及那么多人的利益,命題保持常態和相對穩定,或許才是最合理的選擇。  預設的偏差,在寫作中會成倍地放大。僅就議論文寫作看,現在“四不像”的議論文很流行,像飽受詬病的所謂“文化作文”,不過是堆砌歷史,炫弄掌故,名人開會,名言薈萃,粗看很美,細看不堪。必須說,這樣的文風與高考命題有著內在的關聯。命題大而空,空而玄,或者僵而執,執而死,勢必逼迫或誘導考生走上凌空蹈虛的偽思辨與偽議論。議論文是說理的文體,它的核心就在于一個“理”字,說理才是“硬”道理,其寫作規律和風格趣味,無不與此相關。命題既要“合目的性”,合乎高考選拔的需要,還要“合規律性”,符合議論文寫作的規律。在議論文題目的預設上,明確、具體是最基本的要求,最忌玄虛空洞。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一條小溪,明澈見底,即使淺吧,但是卻淺得澄清。倘是爛泥塘,誰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淺呢?也許還是淺點好。”  議論文是以客觀事實和公共邏輯為建構要素的理性化文體,單就寫作看,議論文幾乎是唯一可教、可學、可考、可理性分級的文體。詩歌、散文等以情感、想象、虛構、靈感等為建構要素的文體,一旦納入考試性寫作,要么犧牲寫作,要么犧牲考試,結果都是兩敗俱傷。我個人覺得,這些怡情養性的文體,還是不考為宜。  作文教學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培養作家詩人,歸根到底還是為了培養公民的語文素養。無論在私人領域,還是在公共空間,議論文都是最有實用價值的文體。從人的發展看,中學是人的價值觀、理性思維和思辨能力形成的關鍵時期,專注議論文教學,可培養學生的公共表達與公共說理能力,這與教育培養現代公民的目標一致,也與國際的通行做法一致。遺憾的是,我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寫作教育似乎是沖著培養寫作精英去的,結果詩人被扼殺了,“凡人”們的寫作興趣與熱情也被葬送了。  有鑒于此,我個人建議,高考寫作應以議論文為主。  對考場寫作的期待,我們也應抱以理性的眼光。很多人以非教育、非考試、非語文、非寫作的眼光審視高考作文,誤會和誤導很多。比如指責高考作文千人一面,對此我們也該“辯證”一下:考生們的文化土壤、教育背景和成長經歷大致相似,怎能奢望他們在考場上寫出那么多驚聽回視的個性之作?又不是選拔狀元,只不過是一場升學考試而已,而考查的,也主要是一些公共的、基礎的價值理念和表達能力。
     作為選拔性的國家考試,無論是寫作的內容與形式,還是檢測的手段與標準,都應該保持相對的穩定。在考試上頻繁嘗鮮,未必有益于寫作教學的改進。只有保持相對穩定,教學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有序漸進,積累改良,最終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作文考試體系。現在,各地命題看起來百花齊放,其實差別很大,差距很大,良莠不齊,整體風貌尚不清晰,還不能像法國高考那樣,作文命題的價值取向和命題風格,總能讓人耳目一新,過目不忘。
(本文來源:《語文教學通訊·高中刊》2015年第9期)

Copyright@2009-2018 株洲市南方中學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備18002763號-1  湘教QS7-200505-000292   投稿入口 校內辦公入口

株洲市南方中學 學校地址:株洲市蘆淞區董家塅

招生熱線

0731-28550326

28552555

株洲網站建設
九九99热久久精品在线6,538prom精品视频在线播放,免费三级现频在线观看,琪琪影院yy480线观看 在线无毒免费三级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