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過馬路”話題優秀作文

作者:湯飛平    發布時間:2016/9/1    瀏覽:449

【示例】1 寂寞閃爍的紅燈

  ——由“中國式過馬路”想到的

 “中國式過馬路”可謂是中國大城小市中的一景:一堆人伸著脖子,兩眼警覺地斜眄著,卻并不看燈,只看著周身其他人。人群像被無形的掃帚掃著一樣,時不時就湊成一撮一撮向馬路對面蹭過去,哪管面前紅燈閃爍。

闖紅燈的都是聰明人,自然都知道“法不責眾”的道理,再說身邊這么多人,怎么偏就能撞到自己身上呢?——總之,不到車撞到眼前,誰也想不到交通規則是什么。

若盧梭還在世,一定會為此感到迷惑不解或是憤怒。既然“紅燈停,綠燈行”已經是大眾廣為接受而且認可的一條社會契約了,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人違背它呢?社會契約并非是一種負擔,而是創造一種對于所有人都平等的條件,目的在于維護整個社會的運行,同時才能更好地保護個體的利益。但因為群體 “契約精神”的缺失,道德和規則就這樣輕易地被踐越了,換取了闖紅燈者的一時之利,代價卻是公眾的出行利益受到危害,社會運行的效率受到影響。

相比之下,如果有交通協管員在場,場面就會好看得多。只要交通協管員紅旗所指,一群人不論多少,一律站在原地乖乖等候。紅燈轉綠,人群被放行,一切都那么秩序井然,仿佛撮堆過馬路的事情從來沒有在這個國度發生過。

在某種意義上,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 “法治”思想的缺失,相應的便是“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的《原法》一章中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歷來便是“有治人無治法”的。古時候封建社會,雖然有法,也僅僅是皇帝的一家之法。它不是維持共同利益的行為準則,而是鞏固個人集權統治的剝削手段。總之,判斷是非的標準是“人”,而不是“法”。

甚至在官府斷案時,也總是以息訟省刑的司法觀念作為指導,不求裁判公道,只求息事寧人,維護一個表面上的安定。這樣的法不將人當回事,自然也沒人拿它當回事了——反正法不責眾,跟著大撮人做,就沒錯了。尋求社會契約庇護的成本,遠比尋求位高權重者庇護的成本高得多,長此以往,老百姓的法治意識自然而然也就淡薄了。

現在的“法”,雖然早已經與那時不同,成為了維護大家利益的共同契約,但是法治意識的缺失仍是一大社會問題。新一屆兩會上,一位政協委員的發言題目是:盡量讓國人不求人少求人。求人,聽起來頗令人心酸。但是這背后對于規則的僭越和漠視,是否也是中國式過馬路的另一個折影呢?

回顧大馬路上,燈還未轉綠,人群又開始一撮撮地過馬路了。紅燈在馬路對面寂寞地閃爍著——如果它有權有勢有號召力,哪怕能像人一樣說句話,該有多好?然而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盞毫無意義的燈,在車流與人群交織的地方寂寞地嘆息著。

 

【示例】 2      規則,還是潛規則?

      ——由“中國式過馬路”想到的

潛規則,那不能說的秘密,在中國人心中早已和規則形影不離,隨時可以消解掉規則的邊界,尤其是當“湊夠一撮人”的時候。由是,“中國式過馬路”的潛規則誕生了。

不得不承認,農耕社會個體先天具有的自由散漫的特性,比商業文明、工業文明都更具主觀隨意性。正是這種難以避免的主觀隨意性造就了一種法不責眾的心理,然后就有了如今“中國式過馬路”的潛規則。

這種散漫的性格是潛規則的“培養皿”。當它在人們的人格中占據過多的分量時,就會成為控制人們行為的主導因素,而它帶來的這種影響則是深遠持久、難以消除的。據新聞報導,自2013年3月起,浙江投入了大量警力,嚴懲交通違法行為,20天來已查處行人“中國式過馬路”行為8283起。但即便如此,“中國式過馬路”的現象依舊沒有改觀。

可以預見,浙江省的這一措施掙扎不了多久就會夭折,更不會被其他省份借鑒。因為,散漫的性格就像一層掩蓋住規則的迷霧,遮住了人們理智的雙眼,最終導致了其對規則的自動無視。這就是“中國式過馬路”產生的天然溫床。

可既然我們白紙黑字寫出了規則,為什么又都去投奔潛規則了呢?因為對于沒有把遵守規則內化成人格的一部分的中國人來說,規則的確是稀缺的必需品。在利己主義的驅動下,一些人往往失去了自律的能力。

生活中,人們缺乏規則意識的表現還有很多:不能將垃圾分類擺放,不能排隊上下車,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寵物……就如同“中國式過馬路”,這些生活中看似普通的小事無不出自于相同的根源。當人們做出這種種行為的時候,實際上內心中十分清楚地知道這是有違規則的,但因為缺乏自律精神,導致了他們對規則的漠視。而規則意識的缺失,最終使得陋習難以根除。

說到底,有些人其實并不理解規則存在的真正意義,就像“中國式過馬路”的行人不理解紅燈于己于人生命安全和社會治安的重要性。當一撮人過了馬路,只會慶幸自己節省了幾十秒,卻沒有任何窘迫感。這是潛規則中一條可怕的性質:它蘊含的利己主義會消解道德底線,消解羞恥感。

當人們在評論“中國式過馬路”的現象時,人人都是“道德衛士”,都知道規則對于我們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有多少人真正反思過自己是否也是其中的一員?當自己過馬路的時候,是否因為涉及到了自身的利益,就受到利己主義的驅使,去違反交通規則?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只有每個人都從我做起,遵守規則,捍衛規則,社會才能文明進步。

毋庸置疑,隨著對于“中國式過馬路”現象的討論逐漸深入,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反思規則在我們的生活中到底意味著什么,它其實和陽光、空氣、水一樣,是我們一刻也離不開的東西。只有把規則意識植入內心,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在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里,一定是規則大行其道,而潛規則不會再有市場。

 

【示例】 3     規則是用來遵守的

         ——由“中國式過馬路”想到的

   “湊夠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紅綠燈無關。”——這是近來熱議的“中國式過馬路”,如果說“紅綠燈”代表著“規則”,那么,我們,過馬路的人,就是“無視規則”。

是什么造就了我們這些不守規則者呢?

《荒涼山莊》里一個退伍老兵常道,“規矩是用來遵守的。”這里,我借用這句話引出此文:規則是用來遵守的。

其實問題正出在了“規矩”與“規則”上——現代工業文明時代的“規則”,與通行于鄉土社會的所謂“規矩”,大有不同。

我們長期生活在習慣于“規矩”的“禮俗社會”,而不是處處講“規則”的“法理社會”。按費孝通學者的意思,規矩不是法律,而是“習”出來的禮俗,是因應付得了“生活”而被大家默認的、代代相傳的傳統。我們接觸法律的時間還太短,不能將其磨化為心底里想要遵守的“俗”和“傳統”。

有個國人在瑞士的一個家庭餐廳里犯了煙癮,可這在那里是違法的。他以沒人看到為由請求老板通融,但老板一直鐵面回絕:“不管有沒有人看到,我們都不做違法的事。”我不得不說,這就是我們與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之間的差距。想將“法律規則”培養成我們中國人所慣于接受的傳統,需要時間,需要嚴復曾講過的“標本兼治”。——雖然在變遷如此快的時代,我們任重道遠,但,這終需改變。

第二個原因,也許與提出“中國式求人”的兩會代表周新生所云,“對規則的不信任有關”。我們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規則有時不合理的地方(舉“紅綠燈”為例):綠燈短、馬路長;紅燈超越“忍耐極限”;“非機動”與“機動”的不平等……但很多情況下,這些只是我們滿足“私利”(趕時間、不從眾顯得很傻等)的借口,是我們對于“不信任規則”的開脫。信任和規則似乎是兩個對立的名詞。“信任”常跟感情聯系在一起“規則”這個詞就給人一種冷冰冰、不近人情的感覺。為什么呢,歸根到底,還得看對象能滿足自己多少。現代“法治”社會的絕大多數規則,都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制定的。既然如此,當然不可能照顧到每個人的每一點“利”,因此,處理好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信任規則是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當今的社會需要效率,于是我們都練就了 “三心二意”的本領。我們可以散步時邊吃煎餅邊看新聞,同時耳機里播放著法語單詞;我們也可以在過馬路時看小說,用余光和第六感判斷機動車的來向。看小說在其次,有幾個人能保證自己可以做到“專心致志地過馬路”?多半是眼睛盯在前方,心思早在天外。突然,茫然的目光捕捉到前方一個晃動的人影,大腦沒了最后那道脆弱的防線,自己便昏昏然跟著前面的“動”物過了馬路。

還有,監管機制不夠嚴格。一次闖紅燈沒事,我可能很得意,下次接著闖;而執法、監管部門卻有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算了,反正也沒大危險,管了你非但沒好處還招埋怨。于是,“惡性循環”開始了。

西安、湖北、武漢、哈爾濱等地都有針對“行人闖紅燈”的罰款制度,北京、浙江也開始嚴查“交通違法”,這些都是幫我們“守則”的措施——外在“強制”確實有用,但“守則意識”主要還得從內在培養。多花點時間,形成自己的“法律傳統”,因為,規則是用來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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